如何理解“中国发明了印刷术”？

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。关于中国对印刷术的贡献，近年来颇有一些争议，这主要是因为三方面的误解：一是在“印刷”的定义上有不清晰之处；二是对韩国出土的一些古代印刷品认知有误；三是过于轻视雕版印刷，把印刷术的内涵缩小为活字印刷。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印刷术，逐一澄清这些误区。

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叫印刷术

印刷术，这个词只从字面上看，意思是有些模糊不清的。五六千年前的苏美尔人，用滚筒式印章在尚未烘干的泥板上滚出印记，叫不叫印刷？印度人用泥制佛像蘸墨水捺印在绢纸上，叫不叫印刷？有观点认为印刷术源于苏美尔人、印度人，就是认为这些都算印刷。

那么，如果以同样的标准考察，中国秦代的印章、封泥算不算印刷？七八千年前，中国的原始人用陶拍在陶器上拍出花纹，算不算印刷？如果这些也算印刷，那中国岂不是在八千年前就发明了印刷术？

所以，我们还是必须给印刷术一个精准的定义，那就是利用事先准备好的印版（无论是雕版还是活字版），批量复制书籍的技术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，印刷术确实是中国发明的。

印刷术的发明，有两个前提：一是一系列技术的叠加，为印刷术准备了条件；二是中国社会对印刷术有需求，人们有意去发明这样的技术。

在印刷术诞生之前，一方面中国有文字、有纸张、有墨水，这是印刷术必需的材料，印度就是因为长期没有廉价纸张，捺印技术仅在贵重的绢纸上使用，无法普及和升华；另一方面中国有印章技术、拓印技术、印花技术，这些是印刷术在技术上的先导。

印章是从欧洲到东亚广泛存在的，可以在其他介质上重复印制文字，最早的印章是两河流域的滚筒式印章，应该是印章的起源，但这并不是多么复杂的技术，传入各地后都被内化到各文明之中了。

印花技术是用各种雕刻花纹的木板，在纺织物上印出花纹的技术，出现于4000年前的印度。在秦汉时代，印花技术已经传入中国，马王堆汉墓就有印花纱出土，到印刷术出现前夕，也已经内化进华夏文明之中。

拓印技术则是中国独有的技术，也是印刷术最主要的灵感来源。东汉后期，汉灵帝令大书法家蔡邕书写儒家七部经书，刻为石碑，立于太学，作为标准文本，供人校正自己手上的经籍，史称《熹平石经》。人们用纸张快速复制石碑文字，拓印技术因而出现，直到隋朝，秘府中仍有《熹平石经》拓本。

至于社会需求，主要是两晋以来，佛教盛行，隋唐社会需要大量的佛经和佛像，人们手抄佛经写本效率太低，手绘的佛像效率更低，需要有一种快速复制佛经、佛像的办法。此外，社会对于指导农时的年历、为考科举练字用的字帖，需求量也很大，但年历的抄写工程量较大、字帖必须出自书法名家之手，一般人抄写起不到指导效果，所以也急需大量复制的技术。

技术差不多累积到位了，社会又有需求，雕版印刷就应运而生了。

雕版印刷是中国印刷术的主流

雕版印刷的核心内涵，来自中国特有的石碑拓印技术。从技术上来说，雕版印刷的手法跟拓印极为相似，只是过程完全反过来；从思路上来说，雕版印刷不过是把石碑碑文缩小到书本大小，像石碑拓印一样进行批量复制。所以，雕版印刷即便受到了捺印等外来技术的影响，但本质上还是中国社会自然生发出来的中国技术。

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，据荣宝斋专家冯鹏生考证，是《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》，该印刷品上半部分是南无最胜佛与两名侍从，下半部分是一栏文字，印制于隋炀帝大业三年（公元608年）。

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初的捺印千佛像也很有名，但这些佛像是用泥制佛像蘸墨一个个捺印上去的，不是雕版印刷，这种捺印方式与雕版印刷内涵截然不同，不是中国印刷术的主流。

现存最早的印本书，则有新疆吐鲁番发现的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和韩国庆州发现的《无垢敬光大陀罗尼经》两种，里面都使用了武则天发明的新字，这些字在武则天退位后就被废除，所以可以判定这二者都是印刷于武周时期。韩国有人因此主张是韩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，但当时朝鲜半岛的新罗政权并不在武周统治下，《陀罗尼经》中却使用了武周文字，当是在中土印刷，由遣唐僧人带回新罗的。

现存最早的有明确日期、有扉页画、体现印刷技术走向完善的印刷品，则是斯坦因从敦煌盗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（公元868年）《金刚波若波罗密经》，现存大英博物馆。

综合以上文物来看，印刷术是中国的发明，没有疑义，明人胡应麟对雕版印刷“肇自隋时，行于唐世，扩于五代，精于宋人”的总结，也与此若合符节。

唐代的雕版印刷，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，佛教显宗的论著、密宗的咒语、用来崇拜的佛像，是主要的印刷品类。到了唐末五代，经过唐武宗会昌灭佛，佛教注重经典研究的各宗派陷入衰落，儒学复兴，且五代十国军争之世需要军政学问，所以五代的雕版印刷以儒学和实学书籍为主，这也是“唐宋变革”的一个重要表现。

宋代重视文教，社会文化水平大增，雕版印刷蓬勃发展，官方刻印、书坊刻印和私家刻印都十分繁荣，且遍及全国各地，纸张、墨水、刻印技术也有很大改善，且辽、金、夏等少民政权的印刷业也有所发展，宋、辽、金、夏、回鹘的活字印刷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。元代的雕版印刷在宋代的基础上依然繁荣，发明了朱、墨两色套印技术，且借助各汗国共主的身份，把雕版印刷向更远方的世界推广。

唐宋元，基本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峰，与秦汉、明清相比，国家对社会管控较轻，社会拥有较强的活力，一些长期积累的软传统对权力有较大制约，社会获得较大发展，氛围也相对自由，这与印刷术的大发展是同步的，中国其他科技、文化领域的开创性成果，也多数集中在这段时间内。

唐宋时代，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已经传到朝鲜、日本，且也传入了伊斯兰世界。蒙古人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时代，首都大不里士曾经印制中式纸币，想要发行纸币来掠夺民财，但伊斯兰世界的平民，面对超发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，他们群起反抗，迫使汗国终止了印刷的尝试。此后直到18世纪，伊斯兰世界才重新开办印刷厂。

不过，大不里士印制的纸币流入欧洲，与马可•波罗等商人带回来的纸牌一起，推动了欧洲采用雕版印刷。15世纪，欧洲的雕版印刷已经从德国南部和威尼斯普及到中欧大部分地区，威尼斯也成为欧洲印刷业的中心。

当时，欧洲人用雕版印刷纸币、纸牌、宗教画像和书籍，欧洲早期印刷的书籍全用中国技术，与元代线装书非常相似，而雕版印刷的流行，最终也促使德国人谷登堡（又译古腾堡）发明了近代活字印刷机——他年轻时从事过雕版印刷工作。

活字印刷为何在中国从未流行

关于中国与印刷术的争议，主要集中在活字印刷方面。

大众印象中，活字印刷是北宋匠人毕升在11世纪发明的，但毕升此人只有《梦溪笔谈》的孤证，而且没有泥活字实物和印刷品佐证，学界关于毕升的生平、泥活字的推广程度和印刷效果，都有一些争议。

韩国据此宣称，王氏高丽时代的文献《新印详定礼文》题跋中提到，武人政权的首领崔怡在蒙古入侵、高丽朝廷退往江华岛时（公元1234年），“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，分附诸司藏之”，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的记载，又宣称1377年用金属活字刊印的《佛祖直指心体要节》是“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本”，并得到联合国承认。更有声音宣称毕升的记载不可信，不但金属活字，连活字印刷术都是韩国发明的。

其实，即使搁置泥活字不谈，中国也是率先使用金属活字的国家。宋朝印刷交钞时，为了防伪和管理，每张票面上有用千字文编的编号和发行机构官员的花押，这部分内容每张交钞上都不同，是在钞版上事先留出空缺，放入铜活字印刷的。此外，宋末元初的王祯在《农书》中介绍了南宋的锡活字，只是说印刷效果不甚理想。可以说韩国对金属活字的发展和改善或有贡献，但活字印刷以及金属活字的发明权仍应归属中国无疑。

而且，不能仅把中国等同于宋朝，宋朝周边的辽、西夏、回鹘也都是中国的一分子，也都对活字印刷术有自身的贡献。近年有收藏家宣称发现了比毕升的泥活字还要早100多年的契丹石活字，若是属实，则宋、夏、高丽的活字都是传承的契丹活字技术；西夏有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佛经《维摩诘所说经》传世；西州回鹘则改进了木活字，而且，由于回鹘文是表音的字母文字而非表意文字，其活字印刷对包括欧洲在内的表音文字世界更具启发意义。

不过，活字印刷虽然最早出现在中国，但从未成为中国印刷的主流，由于汉语是表意文字，使用活字印刷远不如雕版印刷方便。

首先，汉字光常用字就有两三千个，不像字母文字一般只有几十个字母，这就需要准备巨大的字库，排字时找字很慢，效率很低；

其次，活字印刷需要工人识字才能找字排版，而雕版印刷的工人只需要对着写好的文字刻版即可，并不需要认识这些文字，所以活字印刷工的成本太高，令活字印刷难以盈利；

此外，活字印刷在排版的整齐度、刻字的一致度、油墨的适应度上都存在问题，这些问题不是无法改善，但在已经十分完善的雕版印刷面前，国人没有动力去改善。

基于以上原因，即便活字印刷此后有所改进，比如元代的王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和更好用的木活字，但直到清朝，雕版印刷仍然是中国印刷的绝对主流。因为活字印刷在中国都没有流行起来，外传的力度自然也远不及雕版印刷。